又是一年高考时。已近40年了,1984年的7月,我的高考季,回想起来,感慨良多。
作为农村的孩子,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摆脱农村户口,吃上“国库粮”,端上“铁饭碗”。而吃上“国库粮”的途径有两条路:当兵或考学。当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有偶然性,当兵要是提不了干,还得回家种地
作为我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学了,只要自己努力,希望还是有的。上高中时,从学校步行15里路回家拿一周六天的干粮----我娘给我烙的地瓜面的煎饼,还要到地里帮着干活。
芒种时节,炎炎夏日,当我拿着镰刀,站在烈日下,望着湛蓝的天空和大片的麦地,心想:难道我就在这庄户地里干一辈子,像我的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最后终老在黄土地里?我不甘心!我必须尽我全部的力量跳出龙门,吃上“国库粮”!
那时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当个工人,一个月30多块钱的工资,回家骑着铮光瓦亮的“大金鹿”牌自行车,车架都用彩色的塑料布缠着,车把上挂着黑色的手提包,自行车后座上捆着单位发的福利。
手腕上戴着“上海”牌手表,胳膊往上一抬,在夕阳的照耀下一闪一闪,闪得人直眼晕。
当“大金鹿”那悦耳的铃声响起,全村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村口,投来羡慕的目光,那将是何等的“有面子”!要是后座上坐着穿着时尚的城里媳妇,那就更不得了了,那可是全村大半年的谈资啊!
我家姊妹6个,8口人,爹娘起早贪黑,日子过得异常紧巴,记得那时家里欠了一千多块钱的外债,很多年以后才还清,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但爹娘下定决心,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读书!这,或许就是我拼命学习的动力吧!
记得邻村西林头有个姓丁的青年,干完活到处找报纸找书看,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不和人打交道,村里人都叫他“朝巴”(日照方言,意为傻子)。
1977年12月10日,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高考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 ,作为全国570万考生中的一员,“朝巴”参加了高考。
当年高校录取人数是27万人,录取率仅为4.7%。但就是这个”“朝巴”,却以二百多分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在村里人惊讶的目光里,完成了从土鸡变凤凰的逆袭。“朝巴”,也就成了我身边学习的榜样!
5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历经11年寒窗苦读,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了。其实我是参加了两次高考,1983年7月在涛雒五中上高二的时候。首先经历了高考前的筛选----“预选”。那时的“预选”也叫“预考”,通过“预考”,大约60%的同学无缘高考,只能来年再战,或自谋出路了。本来能上到高中毕业的就很少,再经过“预选”就更是少之又少了,通过了预选,就如同拿到了高考门票,才有资格参加高考,而能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不知道当时国家实行高考“预选”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降低高考成本?始终搞不明白,后来我查了一下教育部《关于一九八一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预选)解决了考生多,工作量过大,考场过于分散的问题......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改革。””考上去读书,考不上回家种地,只有这两条路"。当年许多同学是从农村到县城中学复读的,全家省吃俭用供其读书,临近高考,却被“预选”刷了下来,很多人不敢告诉家里,只好偷偷瞒着,于是,从“预选”结束到高考这一个月里,在“预选”中落榜的许多考生没有回家,天天在县城游荡,直到高考结束。因为家里是不知道你是否参加了高考,即使参加高考接不到录取通知的也不在少数。
经历预选失败的人可能因此一辈子无缘高考,就此与高考失之交臂而抱恨终生,那种痛是刻骨铭心的。
想一想,十年寒窗,却连高考试卷都摸不到,就这么提前出局!双眼饱含不舍的泪水离开学校,对于18岁的孩子,打击之大可想而知。这种失败是和高考失败不一样的。预选不上,复读也基本没有高中要啊。时代就是这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想想他们,我还是幸运的。
所以,那时的高考才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作为很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根本没得选择。
我参加了1983年的高考,记得数学考了90多分,本来没指望被哪个学校录取,但录取基本结束了,邮递员却送来了临沂矿务局技工学校井下采掘专业的录取通知,毕业后就是井下采煤的工人,也算是吃上"国库粮"了。
正在纠结之时,在北京当兵的大哥打来电报:“宜复习”。
这三个字决定了我的命运。大哥是家里的老大,说话有绝对的权威。于是全家都没了异议,记得娘找到了娘家东林头村一个在日照一中教导处工作的远房亲戚卞老师,帮忙在日照一中毕业班五班插班复读。
那时试卷等复习资料都是用钢板腊纸刻字印刷的,卞老师的钢板腊纸刻字写的蝇头小楷是很出名的,一度被我们当成字帖练字,直到现在,我还对卞老师心存感激。
此时,家里也只能供应煎饼了。高中三年,吃了三年煎饼,那时一周上课六天,只休周日一天。一般是带足六天的干粮,干粮是娘用地瓜干磨成面,加水做成面糊,在鏊子上烙成的。咸菜是用猪大油炒的酱,把酱抹在煎饼上卷着吃。一般是两个煎饼一顿饭,有时煎饼太干,就用温凉半开的水泡着吃。到了夏天周四、五,煎饼开始长霉,就把煎饼挂在宿舍前晒衣服的绳子上两手把霉拍拍,能拍掉一些,然后用开水泡着吃,地瓜面的煎饼确实难以下咽,有时卡在嗓子眼实在咽不下去,就赶紧喝口水沖下去。后来随着生活的好转,地瓜面里偶尔掺一点玉米面或麦子面,吃起来口感是大不一样的。
看着城里的同学捏着饭票,拿着白瓷缸子到学校食堂打上两个雪白的馒头,再打上一份菜,回来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那个叫人眼馋啊,心想,我要是有馒头吃,还要吃什么菜呀!我的生活费是在北京的大嫂供给我的,每月大约10块钱左右不等,还有全国通用粮票,很稀罕的。用这些钱买点生活用品,到校门口买点豆腐卷个煎饼解解馋。我知道,大哥大嫂刚结婚,并不宽裕,除了供我上学,还要接济家里,这些钱是他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每到月末,我每天都到学校门口转悠,看看传达室门口的小黑板上有没有写着我的名字,如果没有,就感到怅然若失,要是看到我的名字,则心花怒放,那一定有大嫂寄给我的汇款单了!
汇款单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望着这张绿色的汇款单,看着那绢秀的字体,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创”(日照方言,奋斗的意思)出个样来,将来好好报答大嫂的恩情!窄窄的汇款单,寄托着大嫂殷殷嘱托和厚重的期待。
俗话说“老嫂比母”,虽然我一直对大嫂敬重有加,终生铭记着大嫂的恩德,但直到现在我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大嫂还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家庭和生活。更何况在1984--1988年的四年里,也都是我的大嫂供应我上完了大学。我如何能报答大嫂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大嫂的恩情,没有我的大嫂,哪有我的今天啊!在这复读的一年里,各科成绩都提高很快,特别是英语更是收获很大。高中头两年基本没有系统学过英语,高三时,教英语的吴老师要求我们把英语教材的每一篇课文都原封不动地背诵下来。
每到早自习,第一件事就是背诵英语课文。英语课上老师就点名提问,就这样,厚厚的一大本英语教材,硬是啃了下来,这在当时看来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当时还有些不理解,可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个办法是学习英语最好最高效的途径,能够更好地培养语感和语境。英语高考满分是100分,我考了85分,足见提高之快,方法之对,效果之好。
那时教我们的历史老师喜好给班里的同学评估,谁谁能考重点大学,谁谁能考个小中专。他对我讲,能考个专科,也就是临沂师专了,我想,别说考个师专,就是小中专也很好,反正能吃上“国库粮”就已经很满足了!那时不像现在高考后填志愿,而是高考前填报志愿,这让很多人心里没有底,记得中专我填了临沂商校、临沂供销,大专是临沂师专、石家庄邮电专科学校,本科填的山东师范大学,服从分配和调剂。
我写字潦草且难看,我就请我后位的同学帮我填写《高考志愿书》,他写字很好,像是经过专门练过。我的这位同学现在已官至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了,直到现在,提起此事,也是倍感荣幸和骄傲!
高考前几天,大嫂从北京给我寄来三片药片,说是从国外进口的特效药,通过好多渠道好不容易才弄到手,能增强记忆,保持镇定,睡前吃下一片,还有助睡眠。于是我就每天头一天晚上悄悄吃上一片。小小的药片,凝结着大嫂对我的殷切期望,我怎能辜负了大嫂对我的厚望!
经过一年的拼搏,通过了“预选”,终于迎来了高考。那时是七月的7、8、9号三天,天气比6月的7、8、9炎热得多。记得1984年7月7日早上,开考第一天,下着暴雨,没有雨衣,也没有伞,我骑着自行车,冒着大雨,义无反顾地奔向考场所在的城关实验中学。
路上要经过一条有水漫桥的河,大水已经漫过桥面,我推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摸索着终于趟过河流,有好几次差一点被大水冲走。我想,如果让大水冲到海里,那可如何是好,还不知道大学长什么样呢!到了考场,浑身湿漉漉的,身上只有一支钢笔,还有一支备用的圆珠笔,准考证也浸湿了,但勉强还能看清。没有家人的陪伴,没人去理会你,也没有人去关心你,只有你自己。考场在实验中学的一楼,准考证放在课桌的左上角,那时也没有身份证,还借了我二哥的“梅花”牌手表放在桌上看时间。天气闷热,没有风扇,任凭汗水往下流,完全没有感觉,只是别弄湿了长长的考试卷子。
就这样,经过连续三天的奋战,终于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大考。
考完试回家后,我娘看着我又瘦又黑,长长的头发盖住了前额,说我就像是刚从监狱出来似的。当时高考体检时,我的体重是54公斤,身高1.68米,典型的营养不良。在以后几天里,我和我一同参加高考的儿时伙伴一块,找了一套考试题,回忆着重新做了一遍,并估算了分数,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六门,大约475分左右,最后出来的分数是482.5分,估算的还是比较准的。我知道,这个分数里,有大嫂那三片特效药的功劳!听说,我的高考试卷至今仍躺在我的个人档案里,作为档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我的一生。
在以后的焦急等待中,终于迎来了录取通知。是六班东湖村一位女同学专门到我家告诉我娘的,当时我不在家,说在一中的大门口贴的大红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被山东师范大学录取。这位女同学当时参加高考时因为紧张晕了过去,醒来继续考试,她被山大录取了。于是我连饭都未来得及吃,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行程60多里地赶到一中,学校校门口两侧贴了好几张大红榜,我急切地上下左右找了好几遍,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姓名、录取学校和录取专业。我看了好几遍,再三确认没有重名的:“那就是我"!
于是到学校招生办拿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是用蓝色钢笔手写的,但是上面的名字姓“相”却写成了“杨”,明明是相,怎么成了杨了呢?别到时到学校报到人家不收那不就麻烦了?老师解释说那是笔误,不要紧的,因为这个姓比较少,可能填写录取通知书的老师不知道还有姓相的,把相顺手写成了杨了。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录取通知书小心翼翼地惴进怀里,回到家里。爹拿过录取通知书,像拿了一块沉甸甸的砖头,他戴上老花镜,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脸上的褶子打开了不少。我娘不识字,只是站在爹的身旁悄悄地抹眼泪,不说一句话。
高中三年,娘为我烙了近一万张煎饼。每当我周六下午回家拿煎饼,娘总是忙完了一天的活计,晚上点上煤油灯,坐在用玉米棒子皮编成的蒲团上,弯着腰,一手往鏊子下面续着柴草,一手用木片做成的匙子赶着面糊,在鏊子上均匀地摊着,待面糊干了,便用匙子把煎饼戗起来摞在一边,这样一直烙到深夜,有时一觉醒来,锅屋里油灯还闪着微弱的光亮。娘总是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地劳作着,没有停歇的那一刻。
娘是用她的鏊子,硬生生地烙出来一个大学生啊!我把录取通知书放到睡觉的枕头下面,每天无数次拿出来看看,生怕被老鼠啃了或让娘给洗了,看着上面的“杨”字,总是感到心里不踏实。
我是村里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爹娘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和荣耀,逢人便说。家里出了大学生,吃上了“国库粮”,端上“铁饭碗”,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是很了不起的!我也真正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后生了。我的大嫂是北京人,她说我这个分数,要是在北京,北大、清华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山东考生太多,竞争更加激烈,考个本科,还是省重点的山师,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1984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八年,全国176万高中毕业生参加了高考,录取48万人,录取率为29.3%。我们班里共65人,经过预选,参加高考的人数变少了,高考通过率就更低了,考上本科的大约是26人,日照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升学率在全县也是最高的。84年的本科生,可以说是985、211排名靠前的学生了。去年的2022年高考报名有1193万人,录取10145万人,录取率85.04%,早已取消了预选,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能升入大学,大学的门槛更低了。今年的高考报名有1291万人,预计录取率会超过90%。高考时间早已调整到6月份,天气凉爽了许多,各方面条件远远超过了30多年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成为一代骄子,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他们是幸运的一代。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回顾近四十年的工作历程,虽谈不上有什么工作成绩,但也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严于律已,问心无愧了;虽是副处级干部,职位不高,但也算是人中龙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感恩国家,感恩家人!